写在登程之前开心桃色网，

罗新

小脚川在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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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

我这样回复罗丰。本来说好我会和他一起参加定于六月下旬在撒马尔罕召开的一个关连丝绸之路历史考古的会议，但十天前我详情了新的谋略，决定废除中亚之行，独立即打电话示知远在银川的罗丰。他问我为什么，我说等你来北京碰面再详备说明。这等于我的说明，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

那是在蓝旗营的一家咖啡厅。傍晚，成府路如同流速迟缓的汽车水渠，汽笛和马达的喧嚣挤进门窗，似乎是要提醒东说念主们，咱们糊口在一个何等不寻常的时间。在座的后生一又友咋舌：走去上都！得走多久呀！罗丰少许也不吃惊，卤莽因为我早就和他说过长距离行走之类的谋略，还说过要从北京走到他所在的宁夏。他盯了我一霎，说，嗯，你的体魄可能受不了。我说，是的，可能受不了。他说，可能会受伤。我说，是的，可能会受伤。他问，你照旧要走？我答，是的，我照旧要走。他说，那么，我相沿你。

罗丰是我这一代学者中简直唯一的坚抓不说普通话的，他那风姿私有的固原口音在历史和考古学界相称有名，为许多东说念主所乐于师法。我多年前在无锡举办的一个唐史会议上意志他，那时我在某场答复中逃出会场，在休息厅枯坐，偶遇还相称年青、有点惭愧却极有成见的他。固原口音不是遏止，因为他语速不快，言语澄澈而褂讪。那以后，我一直遵从于他的稳固、贤明和博识洽闻，而这种萧索的品性与他的固原口音似乎是不可分辨的。如果有一天他忽然改说普通话了，也许他谈话的重量会随着打些扣头。这等于为什么，当听到他用固原口音说“我相沿你”时，我立即嗅觉到良善和力量，如果他说的是普通话，卤莽就莫得这样的确了。

友谊之于东说念主生，有如同伴之于行旅。

2

从大都走到上都。这个念头天然酝酿已久。

十五年前的春天，我在读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一书时，把一些感念贴到“往复”网BBS上，向元史大家张帆（金轮法王）请问。诚然那场延续了好几个月的网上论学也留住来一些挑升想的后果，比如其后张帆所写的《频婆果考——中国苹果栽种史之一斑》，但多半都是浅尝辄止，其中包括元朝天子每年来往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所谓辇路问题。

我第一次对元帝候鸟一般春去秋来的辇路感兴趣，启动于读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的第十三首：

陪同常向朔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

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狗尾续裘。

“麦秋”见于《礼记·月令》，指四月下旬，小麦将熟之时。初夏天气，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傲都北幸开平（上都）。《元宫词》从宫女口中述元代皇宫故事，故有“陪同常向朔方游”之句。傅乐淑笺注的要点在“龙虎台”，谓为元代闻明捺钵，九月元帝南归大都，百官例得迎銮于此云云。

捺钵，又译为纳拔、纳宝、纳钵、剌钵等，原出契丹语。契丹语与蒙元时间统率集团所使用的蒙古语，诚然同属蒙古语族（Mongolic），但捺钵这个词应该是在契丹语中完成了被赋予皇朝轨制道理的语义演化进程，因而为金东说念主所承继，随后又插足蒙古语。《辽史·营卫志》说:“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 宋东说念主庞元英在《文昌杂录》里记他招待辽使时问捺钵的风趣，使臣回复：“是契丹语，犹言行在也。”由此庞元英得出结申诉：“北东说念主谓住坐处曰捺钵。”元帝巡行途中的宿顿之所，都是捺钵，比附为汉语的“行在”，是比较贴切、便于清醒的。

上都与大都之间的交通说念路共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驿路，但天子不走驿路，而要走专属性说念路，即专为天子南北巡幸所开的说念路，故称辇路。唯有辇路上有捺钵。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第四十五首，又有“纳钵南来十八程”句，等于指两都间的辇路，这条辇路上的捺钵共有十八处，曰十八捺钵。傅乐淑《笺注》引元东说念主周伯琦《随从集》，把十八捺钵之名逐个列出，天然准确与否照旧有争议的。辇路又有两条，来往各走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说念，由上都至大都走西说念，此即《随从集》所谓“东出西还”。驿路行者较多，记录也多，且前后各时间的袭取性较强，因此比较裸露。辇路禁东说念主行走，非随从皇驾者不成亲行其地，而随从者中长于文翰且留有记录的东说念主更少，这些记录也主如若诗作，不足以反应路子细节，遂酿成对辇路的意志颇多争议，至今仍有怪异不清之处。

我在往复BBS上和张帆相干的时候，这个念头就萌发了：为什么不我方走一趟呢？然而不久我就把珍藏力放到北魏太武帝东巡碑以及由此碑引起的五回说念检修中。再以后，时光何止如梭。走辇路前去上都的想法如同都市夜空的星星，时隐时现。直到最近。

3

元代大都的称呼，在源自汉语的“大都”之外，还有卤莽源自畏吾儿（即回鹘，今译维吾尔，Uyghur）语的Khanbaliq，khan是汗，baliq是城市，Khanbaliq等于汗之城，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这个词在《马可波罗行纪》的各式西文译本里有两种拼写状貌，Cambuluc和Kanbalu，是以这两种状貌都常见于其时的西文文件。

此外，因为《马可波罗行纪》收受了蒙古语对中国的称呼Cathay（即契丹，《蒙古秘史》写稿“乞塔惕”kitad，是蒙古语对辽国及其后的金国统率区域的称呼，蔓延而至全中国），是以十六世纪从马六甲和菲律宾来到中国的西欧东说念主永劫期不知说念他们所在的明朝，其实等于马可波罗所说的Cathay，天然更不知说念明朝的都门北京等于马可波罗的汗八里。利玛窦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考察北京时，和来自中亚的穆斯林突厥东说念主交谈，才知说念北京原来等于汗八里。然而，直到17世纪末，西欧东说念主所绘的亚洲舆图上，大多照旧在中国北部或东北部，分出一个国度叫Cathay，并标出它的都门叫Cambuluc（汗八里）。

不外必须珍藏的是，蒙古东说念主只说“大都”、“上都”，Khanbaliq这个词可能并不为蒙古东说念主所用，也等于说，并不是一个蒙古语词汇。如果蒙古语定名“汗之城”，那应该是Khan Balagasu吧。汗八里是包括畏吾儿在内的突厥语（Turkic）和伊朗语（Iranic）各分支语言东说念主群所使用的，他们以至到明代还用汗八里称呼北京。帖木儿帝国的统率者沙哈鲁（Mirza Shahrukh）派往明朝谒见永乐天子的广泛使团于1420年底到达北京，次年归国，记录此事的《沙哈鲁遣使中国记》的波时髦底本和其后的突厥文（察合台文）译本，都把北京记作Khanbaliq，不错算是一个伏击凭据。当初马可波罗一转插足蒙古汗廷时，他们的向导和翻译天然出自西域，随后在元朝居留手艺，他们身边也应该一直都有翻译，这些翻译卤莽也都来自西域。这不错说明为什么马可波罗莫得如蒙古东说念主一样称大都，而是和西域东说念主一样称汗八里。

和大都一样，上都在蒙古语里也莫得别的词汇，唯有音译。和大都不一样的，则是算作一座都城的上都是遽然出现的，因而在畏吾儿等西域东说念主群里莫得另外的定名，只好和蒙古语一样使用“上都”这个汉语词的音译。忽必烈称汗前以小脚川幕府所在地设开平府，称汗后建造两都制，以燕京为大都，以开平为上都。因为滦河上游流经开平城南，上都又赢得滦京、滦阳等称呼，多见于诗词，但可能仅限于汉语。然而当天西方语言颠倒是英语中，上都的写法是Xanadu（以及在状貌和词义两个方面都略有变化的Zanadu），虽语源照旧汉语的“上都”，读音却已大相径庭（由两个音节变成了三个音节）。这是何如回事呢？

根源仍在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的老法文原版把上都音译拼写为Chandu，是基本诚挚于“上都”本来读音的。随着这本奇书流传渐广，马可波罗对东方寰球历史与风物的描画成为文体假想的珍贵资源，上都这座虚无飘渺般的远方都城启动出现在伏击的旅行文体作品中。

英国旅行记作者与编撰者珀切斯（Samuel Purchas， 1577-1626）最初在1614年出书了简本的《珀切斯纪行》，其中关连上都简介的部分，取材于《马可波罗行纪》，但上都的拼写改成了Xandu，这种改革不错认为是因为从法语插足了英语。珀切斯于1625年又出书了20卷本《珀切斯纪行》，其中第11卷有对上都的详备形容，不息用Xandu拼写上都。《珀切斯纪行》所写的上都，诚然堪称来自马可波罗，其实有格外的改写，文体性更强，这使Xandu这种拼写状貌得以取代老法文《马可波罗行纪》里的Chandu而流行开来。

不外Xandu照旧距离上都比较近。从Xandu到Xanadu的发展，要感谢二百年后一个伏击的猖狂宗旨诗东说念主和他的一篇脍炙东说念主口的诗作。

1797年英国闻明湖畔派诗东说念主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写出了英国文体史上的猖狂宗旨名篇《忽必烈汗》（Kubla Khan），收入他出书于1816年的一部诗集。在为这部诗集所写的序论中，柯勒律治描画了他创作此诗的进程。他说，1797年夏的某一天，正在阅读《珀切斯纪行》的他，因养息风湿病而服用烟土酊之后千里千里睡去，在睡梦中插足了书中所记的忽必烈汗建于上都的花坛，触目伤怀，吟诵出不少于二、三百行的长诗，醒后追记时，因访客惊扰，只记下54行，这等于其后广为歌咏、以至被视为英国猖狂宗旨诗歌巅峰之作的《忽必烈汗》。在这首诗中，柯勒律治把《珀切斯纪行》的Xandu写为Xanadu，不知是出于一种误读照旧挑升的创制。由于柯勒律治在英国文体史上的闻明及此诗的平常流行，Xanadu不仅成为上都的尺度译名，况且还具备了桃花源一般的特地道理。这一语义演化进程，若干雷同于香巴拉（Shambhala）向香格里拉（Shangri-la）的发展。

况且，在英语文体传统中，Xanadu（有时候也写成Zanadu）比Shangri-la更有古典气味，因而在流行艺术和群众文化中出现得更平素。以Xanadu为题的文体和影视作品相称之多，使用Xanadu意象的更是不堪摆列。比如，电影《公民凯恩》里，凯恩的宫殿式庄园就以Xanadu为名。再比如，闻明旅行作者威廉·达尔瑞坡（William Dalrymple）出书于1989年的《在上都——一次追寻》（In Xanadu：A Quest），记录22岁的他从地中海东岸登程重走马可·波罗之路，直至中国内蒙古的上都，在虚实两个层面借用了Xanadu的意象，可说是此书大获顺利的身分之一。不啻是群众文化。2006年，海外天文体调明白（IAU）决定把土卫六泰坦星（Titan）上的一个反射光较强的区域定名为上都区（Xanadu Regio）开心桃色网，，卤莽等于取其奥秘难知的风趣。

上都具有多重的道理。

4

上都位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旗政府以东20公里处。在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营建开平府之前，这里叫小脚川。小脚川是金世宗定名的。《金史·世宗纪》说金世宗于大定八年五月庚寅（1168年7月6日）下令“改旺国崖曰静宁山，曷里浒东川曰小脚川”。金代天子在这一带“清暑”，应该是袭取辽代的传统。辽代的夏捺钵常在炭山一带，即《辽史》所谓“清暑炭山”、“猎于炭山”、“幸炭山清暑”等。炭山笔名凉陉、陉头，在今河北沽源县境内，辽东说念主称为王国崖，或写为旺国崖。可见沽源和正蓝旗之间的丘陵平地、河谷草原，正是辽金两代天子的驻夏捺钵所在。是以元初的王恽在《中堂事记》里说：“滦野盖金东说念主驻夏小脚凉陉一带，辽东说念主曰王国崖者是也。”

小脚川得名于怒放于河谷草原的小脚花。小脚花并不是莲花，而是一种毛茛科植物，叶圆形似荷叶却小得多，花作喇叭形近似荷花也小得多，花色以黄、橙为主，故得小脚花之名。这种草本植物喜凉耐寒，多滋长在2-15摄氏度的湿润环境。乾隆年间由金志章、黄可润先后修纂的《口北三厅志》有这样一段描画：“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怒放，一望随地，金色灿然。”这里说小脚花“七瓣环绕其心”，正是内蒙东部小脚花的脾性，其他地方的小脚花花瓣较多，多至10-20片不等。小脚川一带的小脚花，花瓣较少，常见6-8片者。故《口北三厅志》概言而称七瓣。

我七年前的夏天到上都古迹，颠倒属意小脚花。上昼看还包吐花蕾，下昼填塞灵通，原野上金光在意，在蔚蓝的天外下格外亮堂，令东说念主不由不假想当年满川黄色的动东说念主时局。元好问有诗云：“灿灿黄金华，罗生蒿艾丛。野东说念主不知贵，清香散秋风。”黄金华，等于小脚花。元好问写的是五台山的小脚花，论川野之平敞晴明，那是远远不足小脚川的。元东说念主周伯琦《随从集》云：“遍生地椒、野茴香、葱、韭，芳气袭东说念主。草多异花，五色。有名小脚者，绝似荷花，而黄，尤异。”金代的赵秉文有诗云：“一望小脚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然而我在上都看见的，更多的是高歌小叫的旅客、喷着热气的大巴和奔驰来去的小汽车，以及为了旅客而陈设的瘦马和骆驼。如果闭上眼睛，把这些你不想看见的都代之以牛车和羊群，以及骑马长歌的牧东说念主，是不是就等于看见了往昔呢？元代萨都剌有形容上都的诗句：“牛羊荒疏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诗好意思如画，然而画卷离真实一定很远。

元代蒙古语里如何称呼小脚川？

传闻元朝的一火国之君元顺帝妥懽帖睦尔（ToghonTemür，1320-1370）北逃以后，悔怨大都与上都之不守，写下一首千里痛伤感的蒙古文长诗，见载于17世纪编纂的蒙古文汗青《黄金史纲》和《蒙古源头》等，各书所载颇有异同。天然相干者并不确信这真的元顺帝所写的，但可能是时间并不晚的作品。这首诗的不同版块有两种较好的中文译本，前者是朱风和贾敬颜的译本，见《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5年）；后者是乌兰的译本，见《<蒙古源头>相干》（辽宁民族出书社，2000年）。两种版块的蒙古文原文都提到上都的Shira Tala（黄色的原野），即小脚川。乌兰说，今上都古迹一带的草滩仍称Shira Tala，因为长满了一种名为Shira checheg的花。Shira checheg等于“黄色的花”，也等于小脚花。可见元代蒙古语是用Shira Tala称呼小脚川的，即托名元顺帝的那首诗里所说的“我的素丽的沙拉塔拉”。

走去上都，等于走向小脚川。

5

现在相干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路子，主要贵寓是元东说念主诗文，但大都这类诗文的作者并不是算作随从之臣来往两都之间的，他们走的是驿路而不是辇路。诚然辇路和驿路在一头一尾的两头是重合的，但中间一段永诀很大。以随从身份走辇路又留住了较详备记录的，唯有周伯琦（1298-1369），他的《随从集》收录了他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随顺帝巡幸上都又复返大都手艺所写的诗和引言，是现在相干元代两都巡幸的学者要反复引证的。

周伯琦字伯温，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东说念主，以书道和文才名世，很年青就积极向宦途发展，至正十二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随驾北巡。《随从集》的“前序”说：“至正十二年岁次壬辰四月，予由翰林直学士兵部侍郎拜监察御史，视事之第三日，实四月二十六日，尊驾北巡上都，例当随从，麻生希迅雷种子是日启行。”《元史·顺帝本纪》于这年四月条只记“是月，尊驾时巡上都”，莫得具体日历，靠周伯琦的记录，才知说念登程时期是四月二十六日（1352年6月8日），到达上都则是五月十九日（1352年7月1日），路上共走了24天。《元史·顺帝本纪》于同庚八月笔记：“是月，尊驾还大都。”也莫得记录顺帝离开上都以及复返大都的具体日历。据《随从集》，顺帝于七月二十二日（1352年8月31日）“发上都”，“以八月十三日至京师”，也等于说，回到大都是1352年9月21日，路上共走了22天。

这并不是周伯琦第一次从大都到上都。他说他以前“职馆阁”（任职翰林）时，“屡分署上京”，屡次来往于两都之间，然而因为不是随从之臣，“但由驿路辛勤”，从未走过辇路。此次以监察御史的身份，职在“吊销毂下，遂得乘驿，行所未行，指不胜屈”。周伯琦关于此次随从尊驾的来往之旅是十分得意的，他说：“每岁随从，王人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吏，仕至白发，或毕生不成至其地也。实为旷遇。”周伯琦以南士得任兵部侍郎和监察御史，是成绩于元顺帝在这一年的用东说念主新政，是以他说昔时的文吏“或毕生不成至其地”，不由不叹息我方得到这一契机“实为旷遇”。这不错说明为什么元东说念主诗文叙及两都交通者不少，触及辇路的却十分萧索。

以胡助为例。胡助（1278-1355），字履信，号纯白老东说念主，婺州东阳（今浙江东阳市）东说念主，曾两度任职翰林国史院编修。天子北巡上都时，他算作史官天然有牵累也到上都，但他这样的官员要走驿路。胡助的文集《纯白斋类稿》里，收有多首形容驿路和上都自得的诗，其中有《怀来说念中》，可见他走的不是辇路。文集里收有一篇《上京纪行诗序》，记胡助曾把50首纪行诗编成集子，可惜现在这个集子未能如周伯琦《随从集》一样留存，团结纪行诗只散见于《纯白斋类稿》。

据《上京纪行诗序》，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五月“清暑上京”，时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的胡助例当与其他翰林僚佐一起北行，但胡助因病拖到六月才和他昔日的学生、现在的共事吕仲实同业，“一说念立时览不雅山水之胜也，日以吟诗为事”，到了上都，“文翰优游，吟诵亦不废”。从上都南返大都时，胡助、吕仲实之外，又有两个翰林院共事加入（即胡助诗句所谓“去时两马行迟迟，回时四骑如飞驰”），途中“亦日有所赋”，积攒了不少篇什。胡助说这些纪行诗“若睹夫巨丽，虽不成形容其万一，而羁旅之想，鞍马之劳，山川之胜，风土之异，亦略见焉”。

胡助所谓“睹夫巨丽”，是江南文人对塞北风物的不雅感。他在《龙门》里写说念：“老病词臣逢伟不雅，吟鞭缓策不须挥。”伟不雅即巨丽，也等于他在《上都回》里所说的“秋光晴日殊可喜，向所未见今得窥”。对照周伯琦所说“行所未行，指不胜屈”，胡助和其他江南文人的诗文中都时有雷同的愕然和答应，尽管行旅的深沉窘态也实在难以掩蔽。壮丽情景下的这种深沉窘态，毕竟远胜于在大都谋职时的穷苦落魄。胡助《京华杂兴诗二十首》的引言记他“待选吏部”之时，“贫不成归，尘衣垢面”，是以有“客况萧疏处，春寒雪后天”、“而我独何为？寒斋守岑寂”、“孤灯耿残夜，端坐拂尘席”这样的诗句。比较之下，他去上都路上的诗裸露较为亢奋、较为欣悦、较为阳光。在朔方的山川间，他惊喜于“平生所未到”，因而“绝无仅有纪瑰伟，一见胜百闻”。

其实，胡助写大都的诗也颇有一些相称道理的。比如他写大都的街说念颠倒宽阔，是现在所谓多车说念，即“天衢肆开阔，九轨可并驰”，骏马豪车驰过，卷起尘土鼓励，再来一阵大风，等于别样的情景了：“长风一激荡，尘波涨天飞。”漫天尘土之下，是贵胄高门的得志和权威：“驰骋贵游子，车尘如海深。”再比如他写大都冬季湖水结冰：“北风吹海子，澈底成坚冰。”到了春天，厚厚的湖冰日渐消残，胡助的诗句推崇出他对这一时局的紧密不雅察：“春阳一以转，冻解闻裂声。”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炸裂声，让诗东说念主意象到春天的音信，真的孤单的写真。胡助还有一首诗写春天的大都城，除了宫花红影、野草绿痕，还有春雨制造的行路遏止：“春巷一宵雨，天街三尺泥。”这样的诗句，秒杀一切对古代帝都的猖狂假想。

胡助走驿路去上都“睹夫巨丽”那一年，是53岁。周伯琦随从尊驾走辇路去上都那一年，是54岁。照那时候的尺度，他们都是老东说念主了。

正是我现在的年龄。

6

我很可爱的一册书，好意思国作者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好意思国》（Travels with Charley， in Search of America，1962）的卷首语是这样写的：

我幼小之时一心向往远方，大东说念主说成长诊断疗这种心痒。当岁月的荏苒阐述我已长大成东说念主，他们开的药方又变成了中年。比及了中年，他们又说再大一些我就会降降温。现在我还是58岁了，也许他们还会说，大哥了就好了。从来就不生效。汽船的四声鸣笛总让我汗毛直竖，踮起脚后跟。飞机掠过，发动机轰鸣，以至马蹄敲击路面的声息，都会令我满身惧怕，口干眼燥，手心发烫，令肠胃在肋骨编织的樊笼里涌动翻滚。也等于说，我莫得前途。换言之，个性难改，一朝作念了两浪汉，毕生都是流浪汉。就怕此病已无药可医。我写这个不是为了劝诱别东说念主，仅仅为了提醒我我方。

当失张失致的病毒罢裸露一个不羁之东说念主，况且离开此地的说念路显得那么宽阔、径直和甜密之时，受害东说念主必须最初找到一个登程的由头。这对一个骨子上的流浪汉来说绝不发愤，他有现成的百千层次由供他挑选。接下来他得制定旅行谋略，详情时期、地点、地方和绸缪地。临了，他得践诺他的旅行。何如走，带什么，待多久。这个进程老是千人一面、恒久不变的。我写这个是为了提醒流浪汉国度的新来者，如同刚刚触及他们新鲜罪孽的芳华期少年一样，不要以为那是他们发明的。

一朝行程被遐想、被准备、被践诺，一个新的身分就会进来掌控一切。每一次旅行，每一次远征，每一次探险，都自成一体，天差地远于其他旅程，各有我方的东说念主格、气质、个性和唯独性。一次旅行就如归并个东说念主，莫得两个东说念主是一样的。通盘的详备谋略、安全情势、严实监控和强力践诺，都不著生效。顽抗多年以后，咱们明白了，不是咱们配置了旅行，而是旅行配置了咱们。大家劝诱、行程、预订，一切井井有条的安排，在旅行的特有东说念主格眼前会撞得糟塌。唯有体会到这少许，撞了南墙的流浪汉才气削弱下来，稍安毋躁。唯有这时，一切困扰才会九霄。在这个道理上，旅行就好比婚配，如果你以为你能加以罢了，那必定大错特错。说收场这些，我嗅觉好一些了，尽管唯有那些亲自体验过的东说念主才气够清醒。

确切打动我的，是斯坦贝克在该书正文第一段的这段话：

多年来我辞寰球许多地方旅行。在好意思国我糊口在纽约，有时千里浸在芝加哥和旧金山。然而正如巴黎之于法国、伦敦之于英国，纽约早已不成代表好意思国。因而，我发现我对我方的国度不再了解。我，一个写好意思国的好意思国作者，靠牵记职责，而牵记说得美妙点也等于一个有纰谬的、曲解变形的蓄池塘辛勤。我已很久莫得听到好意思国东说念主的言语，莫得嗅到青草、树林和下水说念的气味，莫得看到好意思国的山水、色融合亮光了。我只从竹帛和报纸获知变化。更倒霉的是，我还是有25年未尝感受到这个国度了。简而言之，我正在写着的，恰正是我所不了解的，在我看来对一个所谓的作者来说这等于作歹。

那么，我，算作一个以相干中国历史为处事的东说念主，真了解我所相干的中国吗？我一再地问我方。

斯坦贝克这本书的非虚拟老诚度受到许多相干者的质疑。他我方的宗子就说， 1960年的这场环好意思旅行的真实动机，其实是因为斯坦贝克自以为行将死于腹黑病，而不是他探寻真实好意思国的富贵祈望。不外对我来说，即使斯坦贝克是在过后制造了这个光彩夺绸缪动机，他建议的问题依然有冰冷透骨的寒意。我了解我方所相干的这个中国吗？到了我这个年事，一切但愿、联想、信心和祈望都被“风吹雨打去”，只剩下难以言说的无奈、郁结、气氛和招引。是啊，我了解我方糊口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吗？我所相干的阿谁远方迷蒙的中国，和脚下这个每每令我大惑不明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昨年我读了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的《林中行纪》（A Walk in the Woods， 1998），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阿帕拉契亚步说念上再行发现好意思国”。“阿帕拉契亚步说念”（Appalachian Trail，简称AT）是好意思国东部距离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徒步专说念。1996年，作者布莱森刚刚从他糊口了20多年的英国回到好意思国，偶然在新房近邻发现了这条步说念，于是发愿要走一遍，并得到一个知交的陪伴。他们从AT的南端走起，备尝艰辛，这些艰辛在布莱森极为出色的文笔描画之下既惊东说念主又道理。然而他们的AT之旅远远谈不上顺利，事实上他们只在这条步说念的南北两头各走了很小的一段路。不外作者似乎得意于这场平分鼎峙的冒险，这是他再行融入好意思国的要道一步，是以他称之为“再行发现好意思国”。我试图在书里寻觅他所再行发现的阿谁好意思国，只找到顽抗中的作者本东说念主。我揣摸，因为他在好意思国的山说念上起劲过、付出过，终于他发现我方不再是外东说念主。

在我启动谋略小脚川之行时，咫尺最伟大的徒步旅行正在发生。名为“走出伊甸园”（Out of Eden Walk）的这场远古未有的郊游，由两次普利策奖获奖东说念主、好意思国《国度地舆杂志》撰稿东说念主Paul Salopek践诺。他于2013年1月22日启动其惊世震俗的步行，到现在还是走了三年半了。他的谋略是重走东说念主类走出非洲之路，以7年时期走完21，000英里（33，600公里），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一直走到南好意思洲南端的火地岛，穿越中东、中亚和中国，插足西伯利亚，再坐船普及白令海峡，临了自北而南穿行好意思洲大陆。这几年我一直关注他的网站，也读了他在《国度地舆杂志》上的3篇纪行著作。我暖和的问题是，这一场雷厉风行的徒步长征之后，他会发现一个新鲜的寰球吗？或者，他更多地是会再行意志我方？

两三周后，当我走在前去小脚川的说念路上时，Paul Salopek还在哈萨克斯坦的沙漠草原间踽踽而行。同“走出伊甸园”比较，前去小脚川之旅至多算得庭院里的闲步。我用这个闲步向他致意。

7

时不我与，将来无多。能够配置奇迹的东说念主平素很年青就有这种危急感，有时因此他们老是能够实时作念好该作念的事，而不是像我这种蒙头转向者，谋略多多，行径寥寥。我谋略去上都还是很久很深化，一直到最近才饱读起勇气，想，必须在这两三年之内。四月间的那天夜里，在五说念口寓所，耳畔轰响着前去八达岭地方的列车，我盯着书架上那些读过或谋略读的旅行书，忽然想：为什么不是本年呢？

于是我在微信上向王抒求援。王抒在国度博物馆职责，他在北大历史学系读硕士时，我是他的劝诱进修。咱们也曾一起走过五回说念、飞狐说念，还一起检修过陇南平地传奇般的古仇池国。他到国博职责后的这些年跑原野颠倒多，对历史上的交通路子和现有文物古迹的了解，远比我专科。我向他求援，等于请他帮我详情行步行线。没意象他听了我的谋略后，立即说：“我陪您走。”有他去，等于上了一说念保障，我天然很沸腾。根据二东说念主的暑期日程，详情了6月底至7月中旬这个时期段。于是，本来还是启动办手续的乌兹别克之行，就不得不废除了。第二天我就打电话告诉罗丰，告诉他（并圆善憾地），我不去了。

这几天，罗丰他们还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了。他们中的绝大大都，包括罗丰在内，都是第一次去。我能假想那是一种如何的兴盛。我我方第一次去时，也许更兴盛？更是一种轻装上阵般的愉悦？2010年秋天，我得到一个契机去乌兹别克斯坦一周。登程前，再也忍不住这种兴盛和愉悦，在一个里面论坛发了一个帖子，题为《撒马尔罕，况且布哈拉》：

两小时后去机场，今天傍晚就到塔什干了。一周的时期，要去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何如够呢？想起年青时可爱的朱哲琴唱的那首歌：

你的目光使我心慌

悄然无声我已潸然泪下

遥远的期待当天遂愿以偿

我决定随从你不管去何方

据说朱哲琴录这首歌时，条目寰球都离开灌音棚，然后关掉通盘的灯，闭目而立，良久睁开眼睛，已是泪水满面，录一遍就顺利了。可惜她这首歌一直莫得刊行，我当年听的堪称是母带。

前几天一个大学同学来京，激励一次同学约聚。约莫聚过后几个哥们儿又连夜搞了个小约聚。在小约聚上，老二，一个当年的诗东说念主（那时的地位与海子、骆一禾格外）对最近东说念主们指摘当年北大诗坛老是不提他愤愤抵抗，扯起许多往事。其中包括这样一句：那陶宁，不亦然成天价跟我讨教吗。这句话一下子把岁月深处的某个东西拉到我眼前。我仓猝问他：陶宁现在何如样？老二瞥我一眼：谁知说念呀，能何如样？我忍不住说：唉，那时我还挺可爱她的。哥儿几个都笑了：你等于可爱东说念主家老二玩剩下的。

陶宁是西语系英语专科81级的。我知说念她等于因为她老来咱们寝室找老二。老二那时然而天才纵横的诗东说念主，进北大第一天他向我背诵《红楼梦》某一趟，把我震住，从此不提《红楼梦》。读到陶宁的诗之前，我一直莫得正眼看过她。然而有一天在老二的桌上读到了《她的黑马群》：

她总学不会梳辫子

索性就这样披垂着它们

真的我以为内心被牵涉了一下。中午她来跟老二讲话，我就仔细看了她。她小小的个子，少许也不艳丽，但还蛮面子的。大眼镜，把眉毛和眼睛都装进去了。因为神气煞白而显得眉毛和眼睛颠倒黑。头发昏昧，真的黑马群。

她启动襄理一对眼睛

唯有它们注目她散开的长发

像柔嫩的草场抚摸激烈的黑马群

其实有许多双眼睛，但她襄理的一定不是我的。我莫得和她说过出于司法打呼唤之外的话。我那时除了可爱诗，还可爱许多别的东西，包括那些关连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翰墨。

现在真地要去了，嗅觉就像当年，有好几次想对陶宁说：我可爱你那首黑马群。然而，忍住莫得说。

只须那草场老是这样夏令般青葱

她就遥远这样放牧它们

未来看到撒马尔罕的时候，就像隔了三十年看到我方当初暗窃可爱过的、至今少许也莫得改变的女孩。陶宁的诗说：春天在他们脚下婉曲作痛。远去的芳华和不朽的领土，谁更好意思好呢？

好。到这里。打理行李，登程。

就如同去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现在我怀着一样的神志，要去小脚川了。